证券事务部 李逸潇
　　编者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员工、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企业建设，倡导和践行“君子文化”，公司党委将在今年持续开展数期“主题读书月”活动，本刊将遴选优秀稿件予以刊登，旨在推动传统文化，弘扬君子风尚。
　　1945年7月，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主席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这一句，引出了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官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主席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的古代史，政权兴衰治乱、循环往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始终没有走出这个隐形规律的圈子——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并且沿着这个轨迹一走就是几千年，直到一批留学归来的热血青年想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推翻封建统治，改写中国历史。短暂的民国，开创于“三民主义”，是为进步，却水土不服于中国的国情，导致其未能完全幸免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数。
　　秦虽二世而亡，但它结束了众多诸侯国的多年战乱，正是这一期短暂的统一，给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画好了一个框架：君权神授，天子世袭。一门皇族治下的国家，利用的是有共同利益驱动的关系贵族和官僚阶层协助，操纵“反抗即死”特权的国家机器运转，从而不断巩固政权。
　　每遇到能让王朝持续屹立二三百年以上而不倒的政权，在推翻前朝的暴政、开始自己统治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做到吸取经验教训，有雄才大略且能体察民情的君主，或者有处事灵活而能力突出的官僚集团，或者因为结束了战乱与无政府状态、重建秩序而获得民众的暂时许可，都会呈现兴盛局面，内部变得安定，对外扩张领土，如果连续数任君主能维持这一趋势则会出现所谓“盛世”。但统治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变得自满而骄奢，统治阶层内部裂痕增大，产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演化为战争，民间的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
　　于是，极端的不公平，导致社会崩溃、政权覆灭。一如短秦，为了满足庞大军队和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完成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设，秦始皇时期的税赋已经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局面，为了保证其得以顺利推行，又辅助以严刑峻法镇压农民，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而始皇帝还并不自知。由于专制制度内在的矛盾、急政暴虐，秦始皇在连续征战迅速完成大一统伟业的同时，也为秦王朝倾覆埋下了祸根。到了二世，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以至于把写着“陈胜王”三个字的布条塞进鱼的肚子里这种看似儿戏的手段，竟然也能让天下农民一呼百应，揭竿而起。
　　这一场农民战争演变到楚汉之争，曾经是农民军领袖的刘邦和项羽，此时已经转换身份成为了国家统治权的角逐者。刘邦之所以能胜项羽，一方面是因为项羽的旧贵族意识过于强烈，更是因为刘邦的知人善任和因势利导。
　　所以，为了收拾残破河山，休养生息、稳定社会成为西汉初年的首要任务。汉高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使国家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得以回归农田，农业生产恢复，逐步形成汉初统治者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连同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都是这种思想的极好体现：重农业、倡节俭，削藩平乱，和亲匈奴，安抚南越，开渠灌溉，引水漕运，治理黄河，冶铁铸具，不一而足。此外，纺织、煮盐、制陶、造船、造车、酿造等等，在西汉时期都有长足发展，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朝。商业也随之繁荣，对外贸易逐渐发达起来。成就了古今中外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和民族关系都得到了空前巩固。
　　然而，江山易手，政权更替，从来都只是统治阶级的博弈和相互倾轧。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在繁荣盛世下，安居乐业，未有二心；在虎狼之政下，民不聊生，哪怕是爆发起义，最终也只是换个“天子”坐江山、换个贵族纳税赋。城墙内狼烟四起，百姓却在隔岸观火的例子，也就不奇怪了。但是王朝周期率所表现的开创、发展、腐败、垮台、江山易手，似乎是不断地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社会的演变和进步，就是以旧王朝为新王朝取代为阶梯的。
　　中国古代史体现出的历史周期率是社会进步的外在表现。尽管对一个王朝而言、对这个王朝的末代皇帝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但对社会历史来说却是进步，是扫除积习，清除腐败，在调整矛盾中继续前进。中国古代史上的周期率在一种社会形态内的政权易手，它不改变社会形态的性质。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是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的王朝变化史。在结束这封建王朝后，短暂的民国也未能救中国于水火，这就说明了人类总体历史而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在生产力推动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形态更替的基本秩序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但是，社会形态更替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就具体国家和民族来说，社会形态的更替并不是严格按照上述序列依次演进的，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跨越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形态，以“跳跃”方式走向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全新的社会主义需要跳出这样的历史周期律，是巩固人民政权、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这个选择的本质、跳出该规律的关键，就是民主。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国的民主政权来自于人民群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深谙此理，在充分汲取苏联解体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之后，更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到底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与权力源头——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对于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新中国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