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迈入1948年，苦难的中国终于迎来告别黑暗的曙光。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30日，中国共产党郑重向海内外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既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更是“志合越山海，同心共前行”的生动体现。
　　“五一口号”的发布
　　1948年4月，正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西戌村的廖承志，作为时任新华社社长，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简短的电报，询问中央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是否有重要指示需发布。 因为按照惯例，中共中央经常会在这个时候通过新华社对外发表宣言、口号或社论。
　　1948年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同陈毅有过多次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1947年这一年国共两党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将这一改变称为“一个伟大的事变”。他说，“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廖承志的这份电报，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在他们看来，正可借发布“五一口号”之机，公布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建设蓝图，力邀民主党派与社会贤达同中共一道，致力于“光明中国”的建设。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8年4月30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于当日由新华社播发，于5月2日由《人民日报》刊载。
　　此时的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虽已泾渭分明，但中共仍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社会民主人士对其所提出的“五一口号”的回应十分重视，因为这不仅关乎民意对中共的取向，更与之“光明中国”建设蓝图的实现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毛泽东亲自致函在香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以协商的口吻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对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作了进一步补充，并提议由民盟、民革、中共在当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5月7日，毛泽东在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的电文中，要求他们以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就“五一口号”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5月14日，周恩来还专门请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尤其是致毛泽东电，更应全文电告中央”。6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上海局、 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要求收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对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反映与建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8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电文中，“批评其在七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五月五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同时要他们收到毛泽东本日的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的期盼，由此可见一斑。
　　民盟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对于中共发布的“五一口号”，民盟予以积极的响应。5月1日、2日，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即与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讨论“五一口号”，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与会者商定，立即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响应“五一口号”。5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出致全国和毛泽东本人的两个通电，在致全国的电文中称共产党所提出的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5月8日，《华商报》举行“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会上，沈钧儒、邓初民等提交书面意见或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召开新政协的政治主张，称“所有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应该起来响应中共这一号召”。5月16日，《光明报》发表社论《新的政治协商与我们的工作》，称“我们同意毛泽东在‘五一’文告上所讲的再来一次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揭穿国民党伪民主的有力武器”。6月16日，《光明报》刊登《本盟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称“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6月16日，《光明报》刊发的《展开新政协运动》一文中称，“到现在为止，这一响应新政协的运动，显然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它主要的似乎还停留在文字响应的阶段上，而没有普遍地展开成为一个运动。而且，这也不光是一个响应的问题，而是当前每一个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团体、党派、个人等均应一致努力的重大战斗任务”。为此，民盟于6月19日召开第一届中常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将“发动各方积极准备，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新政协，以颠覆蒋政权，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奠定永久和平”作为民盟总的工作方针之一。毛泽东于8月1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提出关于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为响应毛泽东复电，沈钧儒接受香港《华商报》记者采访，就新旧政协的区别、新政协召开的意义以及新政协将讨论的内容等发表意见，称“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绝不允许有反民主的成分。不论党派、团体、个人，必须完全站在民主的一方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沈钧儒、章伯钧在中共的安排下，成为第一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达后，他们同随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等举行多次座谈会，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展开商议。1948年底至1949年初，李宗仁曾多次派人请求民盟出面调解国共关系。对此，民盟领导人予以断然拒绝，称“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1949年3月5日，新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致书毛泽东，“对于今后的工作进行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之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
　  志同道合的诤友
　　民盟之所以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并致力于推动新政协运动的展开， 系因蒋介石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并已是强弩之末。正如沈钧儒、章伯钧与李济深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8年5月5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文所说，“南京独裁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顷复与美国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绝不受欺，名器不容久假，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传于道途，武装人民纷起，胜利已可期待。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对民盟而言，此时正可谓实现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的绝好良机，故民盟愿意为之鼓与呼。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志同道合，民盟与中共之间有着相近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民盟则在成立之初即将“力谋民生之改善”和“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作为其奋斗目标。以言论与理性为武器的民盟人，为了中国的“民主、和平、独立、统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联合政府”的倡议，此后一直坚守并推动这一倡议的实现，虽然其遭遇一系列挫折，仍不为所动。正因为有着共同志向，所以民盟如此积极地响应“五一口号”，即如《本盟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中所说，“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奋斗”。
　　民盟与中共围绕“五一口号”所展开的真诚互动，以其生动而鲜活的气息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