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住的老楼紧挨着马路，算不上主干道，但从早到晚，人流车流一直碾着路面向前涌。父亲跑了一辈子车，从铁路某客运段退下来后，最盼的就是清静。三楼那方朝南的阳台，慢慢就成了他独有的一亩三分地。
　　父亲每天吃过早饭，就泡上满满一缸粗茶，揣着磨得发亮的收音机，搬把藤椅往阳台一坐，慢悠悠晃着。瞅着窗外退去的晨雾，听着路对面梧桐叶晃得沙沙响，日子就浸在茶香里慢了下来。
　　快到中午时，父亲的眼睛就粘在了马路上，专盯着子女下班的方向。“老婆子，快点开门，大闺女回来了。”没等片刻，他又拔高了嗓子喊，“快添碗饭，宝贝儿子进门了。”母亲总佯作生气地嗔怪：“就你天天指挥人，自己当甩手掌柜。”父亲也不恼，只嘿嘿笑：“在列车上服务了一辈子旅客，这下总得容我歇歇啦。”
　　午休醒来，父亲固定的功课，就是翻我从单位带回来的《上海铁道》报。父亲是这份报的老通讯员，十几年里发了上百篇稿子，还连着好几年评上优秀通讯员。这份报纸对他来说哪里只是报纸，大半辈子的念想都拴在上面了。父亲看报还像以前那样认真，捏着一支红芯圆珠笔，见了好标题、喜欢的句子，就直直地划上横线。他还有个封皮磨破的厚剪贴本，页页都贴满了从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整整齐齐。一张四开的报纸，总能让他安安稳稳坐上大半天。
　　我的小家和父母家，只隔了不到十米宽的马路。我每天上班从阳台下过，总下意识抬抬手朝上面招一招，父亲必然已经守在那里，笑着朝我挥挥手，这是我们父子俩不用说话的默契。
　　后来，我工作调动，去了合肥，只能每个周末回家。每次动身之前，我都打个电话，说清楚坐几点的高铁，大概什么时候能到。父亲一听我要回，立马催着母亲早早备菜，念叨着：“儿子在外辛苦，得好好犒劳。”等我走到楼下，抬头总能看见父亲早早就站在阳台上，手抬在半空中挥着，转脸就对着屋里喊：“儿子到家喽。”要是赶上节假日值班回不去，母亲后来跟我说，那几天父亲就总呆呆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眼睛直勾勾盯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望眼欲穿，总盼着能突然看见我的影子，撞进他眼里。
　　那天清晨，刺耳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里拽醒，心里猛地一沉，果然是母亲的电话，父亲突发重病，进了抢救室。十多天后，我还是没能留住他，父亲一句话都没留，就悄没声息走了……
　　父亲走后没多久，我又调回到蚌埠上班。我每天下班，快走到父母家的楼下时，总是习惯地抬头看着阳台，再也看不见那个守在栏杆边、朝我挥手的身影了。那方不大的阳台，装着父亲对儿女的等待，也装着我往后日子里，扯不断的思念……